文| 朱睿赵冠军 李梦军第三次分配最早是中国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在其1994年出版的《股份制与市场经济》一书中提出来的:第一次是由市场按照效率原则进行的分配;第二次是由政府按照兼顾公平和效率的原则、侧重公平的原则,通过税收、社会保障支出等这一收一支所进行的再分配;第三次是在道德力量的推动下,通过个人自
促进中国第三次分配的背景分析与发展思考
作者:admin 发布日期:2021-07-12 19:43:44

文| 朱睿 赵冠军 李梦军


第三次分配最早是中国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在其1994年出版的《股份制与市场经济》一书中提出来的:第一次是由市场按照效率原则进行的分配;第二次是由政府按照兼顾公平和效率的原则、侧重公平的原则,通过税收、社会保障支出等这一收一支所进行的再分配;第三次是在道德力量的推动下,通过个人自愿捐赠而进行的分配。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将慈善事业纳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整体框架,提出了“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的重大命题,将慈善作为分配制度的组成部分,提升了慈善事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对这个重大命题作了阐述,提出要“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事业,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明确了现阶段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社会功能和定位,也为未来慈善事业的发展和更好发挥作用指明了方向,表明执政党对慈善工作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对慈善事业寄予厚望。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财富的第三次分配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慈善法》构建了制度框架、提供了基本法律保障。慈善事业规模持续扩大,不仅在教育、医疗、助残、养老、救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补充作用,还在社会治理、社会文明建设方面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在脱贫攻坚战等重大战略任务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等重大事件中做出了重大贡献。


由于诸多原因,慈善事业在进入社会领域发挥作用方面还遇到不少障碍,如社会认知度不高,专业能力需要培养,社会募集资金增速有限,参与社会治理的水平也有待提升。这样的现状既不利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也不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充分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需要在体制机制、政策建设等诸多方面不断改革创新。




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科学论断蕴含着丰富的内涵,体现出中国社会在经济发展、企业家的崛起、社会问题和价值观方面的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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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经济的快速增长,城市化进程改变了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2020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678亿增至的101.6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位,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同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2019年、2020年连续两年突破1万美元,成功由低收入国家跨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经济的飞速发展推动了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如今,中国已经从一个农业大国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一大制造业强国。中国工业增加值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621.4亿元增至2020年的31.31万亿元,城镇人口由1978年的1.7亿增至2020年的9亿,城镇化率达63.89%,中国由此初步完成从乡村社会到城市社会的转型,在改善居民健康状况和生活质量的同时,也带领中国从熟人社会进入了陌生人社会,促使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


第二,企业家群体崛起,快速融入了造富过程。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中国社会的发展活力也进一步被激活,为中国企业家的崛起提供了经济社会环境。政府对私有财产保护机制的完善也为企业家的财富积累提供了法律保障。同时,中国企业家也在努力抓住时代机遇,融入了中国造富的整个过程,2020年中国内地超级富豪人数达到了389名,排名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上榜的中国富豪的财富总额折合人民币7.9万亿元,占上榜企业全部财富总额的15%,占2019年中国GDP总额(98.65万亿元)的8%。


第三,财富的不断集中,积累了社会问题。财富的不断集中,导致中国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系列复杂而系统的社会问题正在产生。其中,最为显著的社会问题是贫富差距的拉大。基尼系数由改革开放初期的0.18上升至2019年的0.465,高于0.4的国际警戒线。另外,越来越少的人开始掌握越来越多的财富。WIDWORD世界不平等数据统计显示,2019年中国前10%的财富拥有者的财富占社会总财富的41.4%,其中前1%的财富占比为13.9%。除了贫富差距,新的社会问题如人口老龄化、区域差距、留守儿童等问题也在不断凸显,中国社会的压力在不断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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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以利益为中心的价值蔓延,利己主义得到扩张。经济快速发展使得“股东利益最大化”成为很长一段时间的主流价值观。越来越热的金融资本由于过度追求短期利益回报,导致部分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不考虑社会成本,对于基础研发和核心技术的投入不足。欧盟公布的《2020年全球企业研发支出2500强》报告指出,2019年中国企业的研发总支出为1188亿欧元,仅为同年美国企业研发总支出(3477亿欧元)的34.2%;2019年中国营收前10的医药公司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为9.78%,远低于美国14.71%的投入占比。而大众的价值观也正在向金钱利益导向快速蔓延,利己主义盛行。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文化冲突凸显,“极度个人化”的互联网思维斩断了社会系统之间的关联,“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思潮畅行,正如钱理群所说,大众对外界的“大关怀、大悲悯、责任感和承担意识”都有待提升;同时,消费主义势不可当的消费者经济成为年轻一代追逐的生活方式,“算法”主宰思维,消费主义破土而生,社会也由此变得越来越冲动。


 第三次分配是社会文明程度不断发展的选择


第三次分配凭借其在国家、社会和经济发展方面的形势和优势,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应对挑战与发展的重要组成举措之一。


首先,从国家发展来讲,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而第三次分配正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早在1985年,邓小平就提出:“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1992年,邓小平精辟地把社会主义本质概括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015年,习近平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使命”。2020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事业,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从而实现“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党和政府不断结合时代特点完善着对共同富裕的表述,提高着第三次分配的政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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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从社会发展来看,第三次分配是缩小贫富差距的重要方式。在企业层面,《中国慈善捐助报告》的数据显示,中国捐赠的主要来源是企业,2019全年企业捐赠款物931.47亿元,占1509.44亿元捐赠总量的61.71%。特别是在新冠疫情的捐款中,企业捐赠的力度更为凸显,捐款金额在1000万元以上的企业有112家,占社会捐赠总额的12.5%以上。同时,据全国工商联、国务院扶贫办统计,“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五年来有近11万家民营企业帮扶12.71万个村,带动和惠及1500余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在社会组织层面,仅2017年以来全国共有6万多家社会组织开展脱贫攻坚活动,项目超过10万个,投入资金超过900亿元,希望工程截至2019年累计接受捐款161亿元,资助困难学生617.02万名,援建希望小学20359所。


第三,从经济发展来看,第三次分配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途径,是企业通过与社会互动提升内外部效益的重要举措。企业家和企业捐赠社会公益事业,除了实现社会救助、解决和预防社会问题,还在培育公民参与和公共精神、营造诚信和自律的社会氛围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为社群自治、社会秩序奠定了文化和组织基础。在打造企业品牌形象的同时,维护与当地的公共关系,实现其从资源型向市场型的强势文化发展,从而拓展更大规模和更高水平的对外合作。从企业内部看,企业举行的募捐及志愿者活动,也激发着员工的参与感和企业的忠诚度,从而提高其组织能力和项目执行能力,增加企业员工的归属感和合作伙伴的认同感。


社会改良的不断推进


行政干预和社会舆论的导向正在为第三次分配奠定发展基础。


在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转型过程中,政府不断改良营商环境,反腐败和反垄断的措施不断出台,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为企业的财富积累和创新发展创造了更大的空间。世界银行发布的《中国优化营商环境的成功经验——改革驱动力与未来改革机遇》则进一步表明,得益于营商环境改革的推进,中国已经成为大型经济体中自2005年以来营商环境改善幅度最大的经济体。我国政府还在不断完善着政务公开、管理透明化的服务型政府定位,并积极通过内部反腐,抵制逾越底线、以权谋私的行为。中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杨晓渡表示,“中国企业拥有巨大的物质财富,只能用来造福于民、缴纳税收、捐助公益,决不允许成为腐蚀官员和社会的工具。”我国政府对政商关系中腐败问题的坚决肃清,为中国企业的财富积累提供了更健康的政商关系环境。在为企业改善营商环境、营造健康政商关系的同时,针对垄断企业带来的社会问题,政府还通过反垄断举措来改变商业格局。2020年11月10日,市场监督总局发布《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首次对互联网领域饱受争议的“二选一”、大数据杀熟等多种垄断行为做出了细化梳理。通过这种方式,让垄断企业让利于社会,将带来新一轮变革。


社会批评的快速发展正在持续增大关于财富分配的舆论压力。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年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9.89亿,普及率达59.6%。其中,手机网民规模占比高达99.7%。信息社会的来临,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微博、微信、短视频等社交平台日益普及,再加上网络直播技术的发展,话语渠道的垄断被打破,也催生了自媒体行业的发展。借助媒介的力量讨论社会问题的情况明显增多,逐渐呈现一种让公众完全参与、媒介批评完全公开的局面,创造了媒介批评的新生态。公众对于企业敛财、破坏环境、垄断经营等现状纷纷提出抗议。社会舆论正在支持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发展。在《2019中国可持续消费报告》中,消费者因为“产品以制造商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承诺知名”来选购可持续产品的占比已经达到52.35%,较上年提升21.2%。


财富的归宿


随着财富拥有者的迭代,快速积累起来的财富最终需要解决方案。


第一,将财富继承下去。在中国的传统文化语境中,家族财富的传承理念深入人心,企业家们普遍将“传下去”作为财富管理的终极目标,但这个方式也面临着“富不过三代”的挑战。慧谷家族创始人兼CEO陈婷表示,未来5-10年,中国将有300万家族企业面临传承问题。而《中国家族企业传承报告》调研显示,尽管多数企业主仍然希望由子女来继承企业,但14%的家族企业二代明确表示不愿意接班,高达45%的二代对于接班的态度尚不明确,可见中国企业家在传承财富过程中的挑战依然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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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将财富投资出去。基于传统财富传承方式的挑战,企业家们开始探索更新颖和更高回报率的财富传承方式,通过投资激发新的商业平台,构建着新的社会关系。但在“投出去”的过程中,企业也面临着投资收益下降、不确定性增强的问题。在投资收益率方面,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主任纪敏表示,“投资回报率下降除了周期性以外,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国的经济转型,在转型过程当中,无论是从供给侧的要素成本还是从全要素生产力的角度来看,投资回报率一定是下降的,这是有客观必然性的。”这使得企业在进行投资时更加谨慎;而疫情环境下,全球金融市场出现大动荡,美国股指甚至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三次熔断,企业投资的不确定性也在持续增强,这也在动摇着企业投资的信心。


第三,将财富捐赠出去。当然,也有企业家和企业选择“捐出去”。2004-2020年,中国慈善榜累计2689位企业家和7084家企业上榜,收录捐赠总金额近2000亿元。2020年度中国慈善榜数据显示,105位慈善家的捐赠总额超过40亿元,1108家慈善企业贡献了接近227亿元的捐赠。在疫情的影响下,中国企业的大额捐款仍大幅增长,彰显着企业家精神对社会的责任与担当。设立私人基金会正在成为企业家捐赠的的重要方式。民政部公布,截至2019年底全国已有基金会7585家,其中大部分是2004年以来企业家设立的非公募基金会。




反映在社会基本面的捐赠效应


捐赠行为属于社会事务,势必在社会层面产生蝴蝶效应。


第一,捐赠可以改善企业与社会的关系,增强社会信誉和公信力。首先,针对目前企业集体短视的价值观问题,企业应该认识到盲目参与和推动资本利益最大化不可能实现长期利益,而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就是在做大发展公约数,通过维护社会利益,提升资本市场与社会的发展潜力同时也能通过输出企业价值观,实现社会领域的拓展和突破。正如作家豆豆在《遥远的救世主》一书中提出,“强势文化就是遵循事物规律的文化,弱势文化就是依赖强者的道德期望破格获取的文化”,社会利益最大化便是强势文化的基础,也是资本市场的共识。其次,企业家参与第三次分配能够提升社会信誉,提升社会认知度,强化社会公信力。中国消费者和投资者表示愿意选择购买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企业的产品,并愿意为此产品付出额外的溢价。在《2019中国可持续消费报告》中,消费者因为“产品以制造商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承诺知名”来选购可持续产品的占比已经达到52.35%,较上年提升21.2%;在瑞银集团UBS于2018年开展的全球10大市场(含中国)高净值投资者调查中,86%的中国被调查投资者表示其愿意在能看到投资所产生的积极社会影响高于传统投资的情况下,放弃较高的财务回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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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捐赠可以构建新型政商关系,提升社会营造能力。在政商关系层面,首先,由于参与社会公益事业从社会倡导、社会动员已经上升到制度设计层面,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正在成为通过响应政策号召维系政商关系的必然选择。而政府也在不断规范着基金会的发展并提高了慈善事业的地位,推动着企业家参与社会公益事业。2016年《慈善法》的出台,使中国公益慈善事业步入有法可依的“善时代”;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再次提出,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事业,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中国慈善事业已经完全融入了国家社会治理现代化体系之中。同时,这也成为企业家响应政策号召,捕捉政治信号的重要抓手,企业开始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就是对政府鼓励政策的回应。我国政府从2008年起就要求央企定期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随后鼓励所有企业定期发布社会责任报告和可持续发展报告。2020年,46.20%的中国500强企业发布了报告,中国企业500强前100名的企业发布社会责任报告比例最高,达到80%。除了被动响应号召,企业还可通过主动参与第三次分配,主动担负社会责任,提升社会福利与公众利益,从而与政府建立新型政商参与社会治理的关系。


第三,捐赠可以实现家族传承,改善家庭与社会的关系。在基金会与财富传承的关系层面,企业可通过设立基金会参与第三次分配,实现财富最大幅度的存留,防止因“败家子”出现而导致巨额财产被迅速挥霍一空的情况并通过分散投资,避免将所有财产投入于家庭的主要经营业务当中的潜在风险,从而助力家族财富传承。同时,慈善活动作为“富一代”们对个人和家族价值观的基本表达,在将家族领袖存在的价值观推向实践的同时,还可改善家族内部及与社会的关系。


促进第三次分配发展的措施建议


当前,中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在新时代,我们要推动慈善事业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在推动第三次分配的过程中,需要执政党和政府在体制机制、政策法规及社会倡导方面做出更加积极的努力,在政策推动的同时,完善法律法规保障机制,特别是社会荣誉、财政税收、组织注册登记管理、慈善事业监督管理等四个方面,提升慈善捐赠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增强因捐赠带来的荣誉感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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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需要夯实慈善事业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在政治地位层面,要提高站位,从讲政治的高度,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五中全会关于第三次分配的要求,持续释放更多关于第三次分配的信号。在社会地位层面,进一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张謇精神的论述,落实“只有真诚回报社会、切实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家,才能真正得到社会认可,才是符合时代要求的企业家”的要求。慈善事业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在党的领导下不断得到提高和发展,社会荣誉属性更加突出。


其次,需要进一步完善慈善事业的体制机制和法治基础。继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颁布后,2017年中国修订了《红十字会法》、颁布实施了《志愿服务条例》。在配套制度建设、加强监管规范慈善行为、激励优惠政策等方面出台、修订了一系列规章制度。中国慈善事业法规政策体系正在逐步建立,慈善组织体系初具规模,慈善服务监管体系正在初步形成。但整个社会的责任和法律意识仍不充分、部门之间协调范围仍有限、慈善捐赠存在体制机制仍存在障碍。因此,进一步深化改革,构建更加完善的慈善协调体制机制是推动第三次分配、助力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动力。而监督有关部门在促进慈善事业方面取得实际成效是法治的重要体现。如何推进依法促善、依法行善、依法治善,完善各项监督机制,是当前的重大需求。监督对象除了行善者,也要包含促善、治善部门。推动慈善事业发展涉及民政、财政、税务、市场等各个部门,需要通过工作程序、规则的有机联系和有效运转,打造成相辅相成的整体,从而建立健全的工作机制是推动事业发展的核心内容。


第三,需要牢固促进慈善事业的现实基础和理论基础。发展慈善事业,必须要明确当前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因素构成的整体现状。立足现实,对中国特色慈善事业的理论基础进行追根溯源的探讨,对于我们扎实推动第三次分配的进程,具有积极的意义。目前中国慈善事业总体之后的局面尚未改变,除了慈善事业体制机制和法制基础尚不完善,理论研究也不够透彻。重视专业研究是推动慈善事业发展、推动第三次分配不断走向深入的前提条件。无论是慈善事业的促进、监管还是慈善事业的从业人员,都需要进一步深化慈善理论的研究,以理论指导实践,发展中国特色慈善理论。


第四,需要建设促进慈善事业的组织体系和专业队伍。行业组织体系建设和专职队伍建设是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的核心动力。当前慈善事业的发展更需要有组织体系抓网络建设,有专职专业的队伍抓工作落实,有职业化的行政促进队伍,有代表性的事业领军人才,而合理的薪酬制度是吸引人才、激励人才、留住人才的重要手段,也是慈善行业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保障。但目前中国大多数慈善组织现行的薪酬制度存在着激励机制不足、分配模式较为单一、从业人员薪酬待遇较低、薪酬体系建设较为滞后等问题。在ABC美好社会咨询社2020年底发布的《2019公益行业薪酬与人才实践调研报告》中,66.7%的机构将缺乏有竞争力的薪酬作为招聘的常见困难原因,在所有招聘困难中最为突出。而“薪酬缺乏外部竞争力”成为从业人员第二大离职原因,占比48.1%,仅次于“职业发展受限”。这对加强和改进慈善组织薪酬管理、健全从业人员薪酬待遇、社会保险、职称评定等政策、提升慈善行业从业人员工资待遇水平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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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需要有影响力事件作为抓手进行推动。重大事件凭借其可辐射全国甚至全世界的巨大影响力,越来越为各级政府所重视。面对这些重大事件,要充分发挥融媒体的作用,利用移动互联网、广播、电视、报刊等新闻媒体,多形式地开展生动活泼的慈善宣传活动,宣传先进、树立典型、教育群众,增强慈善事业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营造关心慈善事业的社会氛围。除了做好内容,媒体还必须做好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实现新闻报道的精准化和有效性,以切实提升影响力、公信力。借助重大事件的影响力,融合发展新闻传播与慈善事业,将会大大拓展畅通借助慈善事业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


2021年5月1日出版的第9期《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的文章《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提出:“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我们决不能允许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决不能在富的人和穷的人之间出现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当然,实现共同富裕,要统筹考虑需要和可能,按照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循序渐进。同时,这项工作也不能等,要自觉主动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等问题,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共同富裕不仅仅是一个口号,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真实可感的事实。”


我们相信,随着中国特色慈善事业的不断推进,第三次分配将进一步完善财富收入分配格局,增强参与社会治理的功能和社会道德建设,成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注:朱睿,长江商学院市场营销学教授、社会创新与品牌研究中心主任、EMBA项目学术主任;赵冠军,《公益时报》社总编辑;李梦军,长江商学院社会创新与品牌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发表时略去原文注释若干。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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